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20世纪80年代以来，EAP在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广泛应用，而对于中国员工来说，还很陌生。如今，这项旨在全方位帮助员工解决工作压力、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的培训计划悄然走进国门，甚至已经被政府机关重视。
上海于2004年率先启动国内第一个公务员EAP计划，并影响到其他地区和部门的政府机关。在北京，带有政府背景的受训者已经开始对这个项目谨慎地进行考察。
别开生面的培训课
“一位年轻女士来找你倾诉，她准备结婚，但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财务开支，尤其是要不要买房子。另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染上网瘾，她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她非常痛苦，已经不能专心工作。你要怎么帮助她们？”来自美国的布兰达-布莱尔女士通过翻译将这个问题抛出。“我首先要考虑她是否有自杀倾向。”一位培训者举手回答。这个答案一出，引得在场14 0多名学员沸沸扬扬。
在布莱尔女士问出问题的时候，受训者中有人小声说：“这种问题也能和人力资源部说吗？”这个场面来自一堂员工帮助计划培训课程。
2007年11月12日，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的多功能厅里，中国首届国际EAP培训项目进行到最后一天，这一天的主要论题是帮助员工解决心理问题。
尽管培训课程受到热烈响应，但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EAP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华夏心理网总裁魏世伟解释说，EAP旨在全方位地帮助员工解决包括工作压力、心理健康、灾难事件、法律纠纷、理财问题、婚姻亲子、职业生涯规划甚至饮食紊乱等各种心理困扰。
要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能否在4天的培训课程中受益，不少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主管带着这种疑问，坐到了北京外国专家大厦的多功能厅里。他们四五个人被分成一组，每组围绕方桌而坐以方便讨论。课程以案例和小品贯穿，受训者轮流扮演“受到困扰的员工”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角色，体会员工对于那些羞于启齿的难堪问题的抗拒，也体会到管理者要深入员工内心的艰难。
第19组的受训者很有勇气地说出自己的儿子染上及戒除网瘾的经历，博得其他受训者的掌声。坐在第23组的董虹 (化名)也举手回答关于网瘾的问题，她所在组的方桌上还没有放巧克力，那是布莱尔女士为奖励回答出关键词的小组而发的奖品。这一次董虹回答出了一个关键词“激励”，布莱尔女士兴奋地说：“EAP很关键的一个概念是激励受助者做出正确的决定和行为，而不是代替他们做什么。”说完她让助手将巧克力发到董虹的桌上，她组里的其他3位组员高兴地击掌庆祝。
来自政府机关的受训者
董虹与在座的大多数受训者不同，是北京市某政府机关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这次培训她肩负着在机关内部推广EAP 计划的任务。和她一样带有政府机关背景的受训者，在这次培训中有五六位，他们全部选择了“双重身份”，既不完全公开自己的公务员身份，又要为所在系统内部进行EAP计划进行前期考察。
对这次培训，董虹显得意犹未尽。“求助者刚开始交谈时很可能回避真实的想法和问题，要帮助他就必须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但很多时候这难以启齿。假设他赌博成瘾，不要问他是不是在赌博，他可以说没有。不要问他一共输了多少钱，他会抵触。可以问他上周是不是输了三次赢了一次，他可能急于纠正你说，是赢了两次。那么你就比刚才深入了解到不少信息。” 布莱尔女士的提问技巧让董虹很受启发。
董虹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这种形式很生动，这和我以往参加的培训不同。课程上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员工在婚姻家庭方面、在子女学业方面的困扰等等，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极为普遍的问题。但我们以前都是按照传统的思想工作的路子来解决，这次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系统的知识。”
董虹在政府部门做人事工作十多年。“以前政府工作人员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都找组织解决。现在公务员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但他们隐私权意识提高，不一定会和人事部门倾诉，这相当于我们的工作更难做了。”董虹认为，以前政府内的人事部门可以“不诉不理”，但现在讲究人性化服务，人事工作既要变得更主动，更细腻，又不能干涉公务员的私生活，不好拿捏。
不过最让董虹犯难的是补充进公务员队伍中的“新新人类”。“他们二十出头，刚走入社会不久，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有很强的个性。他们有很多想法，但是不会和你说，你摸不清哪个说法和做法就让他们产生抵触。不要说是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出现困难，他们来求助，就是对于调动岗位、福利分配出现的问题，和他们沟通也感觉出代沟。以前这类问题都是组织出面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但他们不接受这种方式。老套的说教他们很厌烦，抵触情绪也大。”
董虹所在的政府系统有2000多名公务员，其中20岁-40岁的青年公务员占绝大多数。面对越来越多的“新新人类”，董虹意识到人事工作依靠传统套路越来越难以顺利开展，必须进行新知识的充电。为此她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并取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她希望借此获得与那些“新新人类”顺畅沟通的钥匙。也是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董虹知道了 EAP培训项目，她将这个新概念汇报给主管领导。“领导对于这个项目的态度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兴趣，表示支持，另一种是不感兴趣，表示怀疑。为了谨慎起见，这次主管领导建议我以个人身份报名参加，但培训后，要向上级汇报对项目的考察。 ”董虹说。
叶钢(化名)是北京首届国际EPA培训课上的另一名公务员，他从广州赶到北京，特别对“如何处理员工日益增加的心理压力”这一题目感兴趣。叶钢所属安全生产监督系统，他并不做人力资源的工作，但他此次培训之行却客串了这个角色。
培训课上叶钢得知EAP从西方引起中国的时间不超过10年。虽然国外企业对于EAP服务的购买率达到70%以上，但国内企业对这个新概念的认同度不高。中国最早的企业EAP服务出现在2001年联想客户服务部，此后一些外资、合资企业开始引入这种员工福利。
叶钢说：“国内政府机关进行心理辅导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做，我知道的就有深圳市公安局建立心理服务中心。但政府机关的心理服务通常比较浅，形式一般是设立心理热线，有专业人士在接听，但光靠几分钟热线的倾诉，不太能帮助人解决心理上的困惑。”
“试想一下，在政府机构工作，面对作为上级的人事管理人员，一个公务员倾诉自己并不荣耀的隐私是很难堪的。所以这种员工帮助项目就不能是流于形式的简单设置，一条在上班时间才开启的热线电话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提出EAP服务是全天候24小时的。当然也不能是刻板地发问，感觉像是汇报工作或者受到质询，而要尽量创造温馨轻松的氛围，要让求助者信任、释放压力，所以角色转换是必须的，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是布莱尔女士在培训课上提出的要点，但做到这一步对政府机构来说还是个困难。
上海市公务员曾率先试水EAP
尽管北京市政府机关对EAP计划尚处于考察阶段，但上海市在这个概念上已经率先“试水”。2004年7月，上海市徐汇区政府启动国内第一个公务员EAP计划，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公开报道的政府机关员工心理帮助计划。
这个计划为期半年，合作方是上海市一家心理咨询培训机构。其校长冯耘说，当时对来自区政府6个不同部门的20 0多名公务员进行帮助，机构配备了6名职业心理咨询师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
上海市这一次“试水”也让其他地区和部门的政府机关出现“波纹”。董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北京市政府机关正在筹建心理咨询服务队伍，四川省政府部门也在为组建心理服务和EAP服务进行准备。特别是某些“高危行业”，以系统为单位的员工心理帮助计划启动得比普通公务员更迅速。
今年7月25日，上海市徐汇公安分局与上海知音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上海第一个民警EAP心理服务计划。这项计划的工作范围是，徐汇区公安系统内所有警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心理辅导工作。上海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徐锦林说，公安工作本身是一个风险很高的职业，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实行末位淘汰制，因此警务人员的职业竞争压力非常大。
这个计划的实施负责人之一、心理专家王裕如对本报记者说：“上海市公安局从开始接受心理调适这样的概念，到设立上海市公安民警心理服务中心、上海市公安民警心理训练中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没有接受过EAP服务的人心里会有负担，担心有泄漏隐私的危险，但是我们都是严格规范的，很安全。”
推行EAP的阻力
整个培训下来，叶钢对政府机构建立EAP项目并不乐观。叶钢说：“这种尝试肯定要由机关的决策层领导推动才能推广开，但EAP这个概念在国内太陌生，好在我的主管领导对此不反感。但这种计划毕竟要政府花费一笔费用，政府每花费一笔钱都很慎重，这种开销值得不值得还要好好论证。”
这次培训对董虹的意义显得比叶钢更深入一些。董虹所在机关的心理服务建设已经起步，虽然EAP计划还没有进入立项，但心理咨询队伍的建立无疑已经给更进一步的员工帮助计划铺好了路。不过，董虹仍然觉得EAP在政府机关推广有一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在政府机关做人事工作的公务员首先要政治和业务过硬，应该是党员。引入EAP的理念相当于提出了两套要求，既要符合原有的政治等相关要求，又要有心理学专业知识。此外，EAP服务人员设置在政府中的哪个层次也是问题。设的太低，员工觉得起不到作用；设的高，员工容易产生倾诉畏惧。”董虹说。
“还有一个保密的问题。员工倾吐的苦恼可能牵涉到他的领导，这就要求绝对保密。那么如果是EAP服务人员的直接领导有没有权力来看这些咨询记录，如果现任EAP服务人员调离岗位，这些咨询记录要怎么处理才能最有效保证员工的安全。毕竟政府机关在上下级关系上和企业还是不同。”董虹的这些疑问也是政府机构对于引入EAP项目比较谨慎的原因。
布莱尔女士认为，员工帮助计划能不能很好地实现中国本土化，也是影响中国政府机构引入这个项目的关键因素。在西方，这个计划更关注人们的酗酒、吸毒等问题，而在同时代的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则是日益增加的压力。此外，EAP 计划也重视对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提供的心理帮助，特别是政府机构的领导层如何正确对待荣誉、权力和随之产生的各种压力。这一内容也是如今中国的主要研究课题，但在这次培训中，培训方没有特别涉及这个内容。
“即使公务员抱着探索和求证的心态来考察EAP项目，也是一个可喜的兆头。这和建立和谐政府相辅相成。和谐政府就是从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服务过渡，政府对外是要转变职能，对内也要转变角色，从生硬的上下级管理变成人性化高效管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肖鸣政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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