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近一项针对恐怖嫌疑犯的研究认为：“恐怖分子”大多出身于中等阶层，接受过现代教育，没有被洗脑。在对150名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研究后发现，恐怖分子的动机十分复杂，西方心理学理论无法对其中部分动机做出解释。

　　据《中东报》报道，进行这项研究的是一位名叫马克?希格曼的美国政治心理学专家，他曾在美国数个驻外使领馆工作，20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他曾担当“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与美方的联络人。希格曼退休后开设了一家心理诊所，写了一本名为《认识恐怖主义网络》的书。希格曼进行研究的对象都是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现在大多数在押，有些人逃走了或是被打死了，但是有关他们的必要信息被保留了下来。

　　出身于中等阶层接受过现代教育

　　研究发现，这些恐怖嫌疑犯一半来自中东地区，四分之一来自北非。这些人中还包括后来移民欧洲、美国或东南亚的人。剩下的基本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方人。

　　这些人当中超过一半出身于中等阶层，四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困阶层（北非人居多），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家境富裕（大部分人来自海湾国家），但是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西方人属于贫困阶层。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5人拥有博士学位，7人拥有硕士学位，80多人大学毕业，20多人高中毕业，另有20多人高中学历以下。这说明恐怖嫌疑犯们的教育水平要高于伊斯兰国家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恐怖嫌疑犯在现代学校接受教育，其中部分学校有伊斯兰方面的专门课程。只有少数人、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在宗教学校学习。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恐怖嫌疑犯从学校毕业后，留学欧美，获得了更高的学位，他们都至少通晓一门外语，基本上是英语或者法语。研究发现，这些人大多在西方学习的是医学和工程学，但是之后便从事有关阿拉伯事务和宗教事务，而且倾向于用一种激进的观点解释宗教经典。他们在西方“变得眼界开阔、头脑开放，生活上没有什么障碍，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没能像生活在本国那样适应西方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观念对西方文化是不友好的”。

　　研究对比了“9?11”事件的策划者和以色列20多年前入侵黎巴嫩时被以色列逮捕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发现有以下两个主要的不同：首先，被捕的巴勒斯坦人比“9?11”事件策划者受教育程度更低，社会、经济组织程度更低，因为他们大多数来自于难民营；其次，巴勒斯坦人更加了解西方，对西方的态度更开放，宗教倾向弱，因为他们出生成长在黎巴嫩。

　　“恐怖分子”的职业及家庭情况

　　职业方面，这150人中60人学有专长，40人掌握一门手艺（当过兵或是汽车修理工），30人没有一技之长（当看守或是打零工），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大多来自北非，被捕和判决的罪名是伪造政府证件或者偷窃，他们大多数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服务于伊斯兰目的或是资助“圣战”活动。

　　常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恐怖分子”是未婚者，因为“危险的生活注定使他们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是希格曼的研究发现，70％的恐怖嫌疑犯已婚，并且大多数人有孩子。未婚者大多还在读书，或来自贫困家庭，这成了他们尚未结婚的原因，而不是他们不愿结婚。但是恐怖嫌疑犯们大多认为，在履行了家庭义务后，家庭外的事情都是自己的私事，没有必要告知妻子，妻子们都对自己的丈夫是“恐怖分子”一无所知，这就使她们无法帮助丈夫们摆脱恐怖活动。

　　研究表明，75％的恐怖嫌疑犯是因为朋友关系加入恐怖组织的，与婚姻无关。没有发现证据说明恐怖嫌疑犯由于被洗脑、被强迫或者被欺骗而加入恐怖组织。

  “恐怖分子”的复杂心理

　　希格曼的研究探讨了“恐怖分子患有心理挫折的疾病”的假说，但是发现，这种心理疾病在恐怖分子中的比例和普通大众中的比例相同。

　　研究还探讨了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的观点“儿童时代的环境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以及后来人们提出的“童年时代的压制和禁迫会在长大后产生对他人的敌意、自恋、个性中断”。但研究认为，这些观点并不适用于恐怖分子，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出现个性中断、童年时家庭虐待的情况，比如说本?拉登，“都认为他是个自恋狂，但是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并非如此”。希格曼的研究认为，恐怖分子的宗教狂热其实使他们远离自恋倾向，另外，自我封闭跟恐怖组织的社会活动要求相矛盾。“恐怖分子”的这些现象都是西方心理学所不能解释的。无法解释“恐怖分子”的心理动因，就难以找到根治恐怖主义毒瘤的有效方法。

（编辑　于凡　华夏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