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讲中国，说他的著作不能翻译成中文。拉康有文章，其中直接地写了中文。在他正式地强调语言的作用之后，拉康写了文章谈印度佛教，也是强调语言作用。拉康说，在日语和英语中是不能做分析的，在天主教中也不能做分析。不过拉康经常说相反的话，所以阅读时要注意这一点。

　　拉康受了禅宗的影响：徒弟提问，师傅答非所问。

　　在弗洛伊德时代，医学将人当成物体，是弗洛伊德将话语赋予主体。到了拉康那里，有：主体=证词=话语的证词。

　　1938年弗洛伊德还在世，拉康是唯一意识到了主体的证词的问题的人，指出弗洛伊德是自觉地创造了这一革命。

　　可以是Apres coup：不论是经验还是语言，总是要在发生之后才被感觉到。

　　15年之后，拉康才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这一思想的核心说的是：在弗洛伊德早期病人中有一个女病人，她叫到“不要碰我”，弗洛伊德从此转向倾听，于是有了谈话疗法。这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因为医生们不愿意听癔症病人的唠叨。

　　在当时的维也纳和瑞士，有一个语言研究的运动。不过弗洛伊德并没有与语言学家接触。拉康与Jackobson有私交，而后者年龄稍小于弗洛伊德。

　　分析针对创伤。（听众：分析也导致创伤？）我现在意识到了创伤，但又怀疑创伤是否真实，这种经验本身当然也是创伤。而分析学家让患者去怀疑这一切。

　　（听众：什么是证词）（a）是证人，在法国法庭上证人被要求发誓说真话，所以是真话。（b）证词，一是一个人听到、看到了某个事件，这是历史性的；二是听别人说，记录下来，是间接的。（c）精神分析学家要求患者说出那些到达他意识平面的东西。法官——要求讲真话，分析——要求讲愿意讲的话。

　　拉康说过，主体不可能完全讲出所有的东西。于是创造了一个生词——mi-dire，指只能讲出一半。这一词引出两个联想，一是maudire——送人入地狱，一是medire——背后骂人。对于mi-dire一词及“半说”出的东西，总是可以有一千种理解。

　　mi-dire是导致听众无意识的骚动，因为是生造的词。所以应该在中文中创出一词——生造的，引起无意识的骚动。

　　梦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la rue royale）

　　语误——在正常的说话中出现了一小段内容，主体马上说：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mi-dire，对于分析学家而言意味着这段话是我不愿说的。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有语误。比如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中正式致词介绍另外一个人，说他如何如何的好，突然说了一句此人的坏话，事后从而发现自己对此人的真实情感。

　　所以语误也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

　　Parler——讲

　　Dire——说

　　On parle mais dit rien.

　　拉康：当一个患者说出一个语误时就应该停下来，使冲动节奏化、格律化，因为在此之前他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不停下来就可能忘记掉这一理解。

　　只有语误、梦才使parler成为dire。

　　拉康的分析不是五分钟，而是弹性时间，以反对IPA的固定不变的模式。

　　我去见了拉康三次。第一次使我懂了为什么我去见拉康。

　　我先打电话与拉康预约。拉康说：“Jeudi 2:30pm”，其中的Jeudi也可以理解为Je dis。我准时按响了门铃，秘书出来让我进去，大厅中有许多人。大约十秒钟，拉康出来，引我进了分析室。拉康对我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回家回想这句话，使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

　　因为在此之前的十五天，我在海边渡假，9点钟与一同事有个约会。我知道途中将有大的暴风雨，但是我还是带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赶回巴黎，只晚了10分钟。我的那个同事已经到了，见我不在，正准备离开。

　　我是因为别的问题与拉康预约的，但是拉康的第一次分析使我再也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准时了。

　　（听众：不准时也是症状）是的，那也是症状，不过不是我的症状。

　　（听众：你讨厌IPA的刻板，也许你在IPA中看到了自己？）IPA认为分析学家是镜子，但是对于拉康而言，如果分析学家和患者都是镜子的话，则到处都是虚象。所以拉康认为分析学家不是镜子。

　　IPA提供了一个标准，比如象秦伟这种情况就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而是在拉康那里有两个人比秦伟还严重，同样成为了好的精神分析学家。

　　拉康反问：什么是标准？谁来决定标准？不管是精神分析、还是有创造性的个人行为，都是远离标准的。进而要问：什么是现实性？

　　拉康的弹性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时候患者诊断分析学家喜欢他，短的时候认为分析学家不喜欢他。这都唤起了情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我自己的安排是每一人每次１小时，但是不会做到１小时。每次到底多长，我从来不看手表，完全凭感觉。当然要使病人之间在时间上不冲突。

　　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扰乱——个人的，或者文化的，但不是殖民，因为说——听是全世界的。所以应该容忍扰乱。

　　精神病学才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精神分析超越了正常与不正常，只是指出症状，这个所谓的症状可能是痛苦的、快乐的、无感觉的。

　　精神分析学家有症状，被分析者也有症状。拉康说患者的问题在于他不懂如何利用他的症状来生活，而精神分析学家知道。

　　IPA谈论移情反移情，拉康不谈反移情，只谈移情，谈双方的移情。与移情的相对是抵抗。IPA谈双方的抵抗，拉康也这样谈的。

摘自《精神分析笔记》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