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的每本著作各有其独到之处：

 1．卡伦·霍妮与女性心理学

　　当卡伦·霍妮还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名讲授正统理论的教师时，她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阴茎羡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展的学说，并试图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观点去取代当时流行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心理学观。虽然起初她尝试从内部去修正精神分析学说，最终她还是向这一学说的许多前提条件提出挑战，继而发展了她自己的理论。

　　卡伦·霍妮最早的两篇女性心理学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1923）和《逃离女性身份》（1926）中，她努力说明女孩与妇女有固定的生理构造和成长方式，应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它，而非仅仅从她们不同于男子且认定她们劣于男子之处来考虑。她指出，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认为妇女是有缺陷的男子，是因为该学说乃一位男性天才（弗洛伊德）和一个男权统治社会的产物。如果精神分析学说只从男性视角看女性，就不能说它是对妇女天性本质的科学描绘。卡伦·霍妮的疑问是：男子为什么会这样看待妇女？她认为，男子对于怀孕、生产、母亲身份、乳房以及吮吸的羡妒，使他们无意识中产生贬低妇女的倾向；男子对富创造性工作的冲动是他们对自己在繁衍后代工作中所起微小作用的过度补偿。男子“子宫羡妒”一定比所谓的女性“阴茎羡妒”更强烈，因为男性需要贬低女性更甚于女性贬低男性的需要。

后来的论文中，卡伦·霍妮继续分析男性的妇女观，暴露其缺乏科学依据之处。在《两性之间的不信任》（1931）中，她提出妇女被视作“二等人”，因为“在任何时代，强大的一方会创造有助于保持它地位的意识形态”，且“在此意识形态下，弱方与强方的不同之处被解释成为劣处”。《害怕女人》一文将男子对妇女的恐惧追溯至男孩害怕自己的生殖器无法胜任与母亲的关系。来自女性的威胁并非阉割，而是羞辱，是对他”男性自尊“的威胁。长大后，男性始终有深深隐藏的关于他阴茎大小或性能力的焦虑。女性身上却没有对应的焦虑。她”只按照存在的方式去扮演角色“，不被强迫去不断证明女性身份。因此也就不存在相应的女性对男性的恐惧。男性应付这种焦虑的对策是树立”有效率“的形象，寻求性征服和贬低恋爱对象。

卡伦·霍妮不否认妇女常常妒忌男性并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不快。事实上，她的许多论文均涉及”男性气质情结“。在《被抑制的女性情结》中，她把”男性气质情结“定义成”有关女性感到被歧视，她对男性的羡妒，她期望成为男性，抛弃女性身份的一切情感、幻想的情结“。虽然最初她提出妇女为男性气质情结束缚是因为她们需要逃离俄狄浦斯处境下产生的焦虑与罪恶感，但霍妮很快发现男性气质情结虽不可避免，可它是男性统治文化和特定家庭推动力的产物。事实上，女孩从一出生就被或小心或粗暴地暗示她劣于男性，此种体验”不断地激发她的男性气质情结“（《逃离女性身份》）。

讨论家庭推动力时，卡伦·霍妮起先着眼于女孩和男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母亲成为妇女“男性气质情结”发展中的核心人物。在《母亲的冲突》（1933）中，她将以前论文里提及的一些导致男性气质情结的童年时代特征加以归总：“一个女孩可能很早就有理由讨厌她所处的女性世界，这可能是由于母亲吓唬她，或凭经验她对父亲兄弟彻底失望，不抱幻想；也有可能是她的早期性经历令她恐惧；或她发现兄弟比自己更得宠爱。”所有这些都曾发生在卡伦·霍妮的幼年时代。

　　霍妮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论文彻底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即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妇女羡妒的并非男子阴茎，而是男性特权，她们需要更多机会发展作为“人”的能力。家长的理想未必与她们的天性一致，但这种理想的文化力量却常使她们能在行为上与其一致。《女性受虐狂问题》一书中，霍氏向“受虐狂是天生的，或至少与妇女的天性相近”的观点发出质询。此种精神分析学的立场反映了陈旧的男性文化观，但她又指出，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使妇女比男性更易成为受虐狂。进一步说，比较研究表明这一类社会条件普遍存在，有些社会比另外一些更不鼓励妇女的发展与提高。

尽管霍妮将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女性心理学的写作，她仍于1935年放弃该选题。因为她感到，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中的角色令她无法确认哪些心理为女性特有，哪些不是。在名为《女性害怕行动》（1935）的演讲中，她指出，只有当妇女从男性统治文化中所定义的女性观中解放出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区分妇女与男子心理上究竟有何不同。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应是探讨“女性本质”，而应推动“整个人类人格的完善”。从此之后，霍妮开始发展她认为中性、对两性同样适用的理论。

2．霍妮与弗洛伊德的决裂

30年代，霍妮出版了《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与《精神分析新法》两本著作，以致她实际上被逐出精神分析学界。书中，她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方法。

当时，霍妮思想的主导特征之一是强调文化在神经质防御与冲突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在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的重要意义。侨居美国后，霍妮体会到美国文化与中欧文化之不同，她更能够接受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取向较浓的精神分析学者如埃利希·弗洛姆、哈拉德·拉斯韦尔、鲁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及哈里·斯达克·沙利文等人的影响。

霍妮指出，弗洛伊德由于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以致他将自己所处文化氛围中较为普遍的情感、态度和人际关系不正确地推而广之。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将神经质的自我中心归因于自恋力比多，将敌意归因于破坏本能，将对金钱的着迷归因于肛欲力比多，将贪婪归因于口淫欲。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在以上性格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大区别。霍妮坚持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条件反射，可以通过社会的修正得到减轻。

霍妮摈弃了弗洛伊德“神经症起源于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说法。弗氏以为，我们为生存必须有文明，为有文明必须压制或升华本能。因为快乐来自本能迅即的、完全的满足，我们就必须在生存与快乐之间做出抉择。霍妮不相信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冲撞不可避免。发生冲撞是由于不利的环境阻碍我们情感的需求，导致恐惧与敌意。弗洛伊德把人类描绘得天生无法满足，具毁灭性与反社会性；但据霍氏的看法，这些特征只是对不利环境的神经质反应，而非本能的流露。

霍妮常常首先被看作“文化学派”的一员。其实，对文化的强调只是她思想历程中的一章。30年代，她著作中更重要的特征是最早出现在《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中的神经质构成的新观点。霍妮并未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忽略童年时代在感情成长中所具的重要意义，但她认为致病的原因不是力比多受挫，而是家庭中让儿童感到不安全、不被喜爱、不受重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儿童“基本焦虑”的形成，令他们在这个潜藏敌意的世界里倍感无助。随后，他们试图采取一些防卫措施，如追逐爱情、权力或超脱，来克服焦虑。不是每个人都能与这些防卫措施协调适应，于是内心的冲突又引发新的障碍。霍氏在后来的著作中继续发展提炼此种神经症形成观。

霍妮感到，我们的防卫措施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注定失败。恶性循环中，我们用以平息焦虑的方法恰恰使之增长。例如，一个人对爱的需求在受到阻碍时会变得更强烈，随之而来的苛求与嫉妒却使他比以往更难得到爱。从未被爱过的人会产生一种不可改变的想法，认为自己不可能被爱，因为他们不相信爱的表示，而且走向极端，以为任何爱的给予都出自别有用心的动机。丧失爱会使他们依赖别人，他们又十分害怕依赖，因为这使他们分外脆弱。霍氏将这种情形比作“一饿汉害怕食物有毒，所以不敢吃任何东西”。

霍妮的《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主要讨论对爱的神经质需求，同时着重研究人因无望获得爱而产生的对权力、名望、财富的渴求。对此类目标的追逐是焦虑、愤怒和自卑感的产物。神经质的人永不满足，因为无论怎样的成功都不能使他们感到安全、有保障或对已有的成就满意。如果对爱、成功的需求不是在强迫的形式下体验到的，他们就成为温厚的、可具满足感的人。

　　根据霍妮的观点，人们为解决基本焦虑，采取多种而不是一种防卫措施。他们可能“同时被驱使去设法统治每个人又想为每个人所爱，服从别人又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想要离群索居又渴望别人的爱慕”。结果，他们被不可解决的冲突（通常也是神经症的根源）百般折磨。

霍妮的早期著作阐述了神经症的构成：人际关系的困扰引起基本焦虑，焦虑导致防御策略的形成，而防御策略又是有违初衷、相互矛盾的。《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一书主要讨论对爱和权力的追逐，同时提及超脱；《精神分析新法》中，霍妮将自恋癖和完美癖加入人际关系策略一栏。这些著作中她还介绍了一些心理策略，如自命不凡、自责、神经质折磨、过分循规蹈矩，但在最后两本著作前，她并未对此做出深入的阐述。

也许霍妮在精神分析新观点上的最杰出之处即在于她研究重点的不断转移--既在理论上也在临床实践上，既研究过去的也研究现在的。她试图以“构成观”取代弗洛伊德对“起源”的重视。她认为精神分析应对当前的防卫及内心冲突情意丛多加关注，不要太注重婴幼期起源。该特征是霍氏理论与传统精神分析法的分水岭，也使她的观点难以被着眼“过去式”的人所接受。

霍妮在《精神分析新法》一书中把她的“进化论”思想和她称之为“机械进化论”的弗洛伊德思想加以比较区别。进化论观点认为“事物，今天的存在方式不与它们最初的存在方式完全相同，但从早期阶段演变而来。早期阶段与现阶段的形态可能并无多少类似之处，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形态，今天的形态也就无从而来”。机械进化论思想以为“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我们今日所见只是旧瓶装新酒”。对霍妮而言，早期经历的深刻影响不能阻止以后的发展，弗氏则认为五岁以后就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尔后的反应或经验仅被看作对早期的重复。弗洛伊德机械进化论思想在他有关潜意识永恒性、重复强迫症、倒退、移情的论述中得到充分表达。霍妮称之为“用过去解释现在，用婴儿期来表明当前趋势”。

潜意识永恒性是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儿童期经历与成年后行为之间关系的中心点。儿童时期受到压制的恐惧与欲望，乃至整个经历，在成长过程中不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此观点导致固恋概念的产生。固恋是指心理上从属于早期环境中的某个人（如父亲、母亲）或力比多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根据固恋的观点，成长后的爱慕或其他行为仅仅是对过去的重复而已。

霍妮从未尝试驳倒潜意识永恒性的信条及与其相关的大量概念，但她却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非机械论观点认为生物体发展过程中绝无对前期阶段的简单重复或倒退。”现在总包容着过去，但过去存在于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不是重复里。霍妮说，生命能够“真正完善”的方式即在于“每一步骤都为下一步骤提供了条件”。因而，“那些将当前难题与儿童时期影响迅速联系起来的说法在科学上只是真伪参半，在实践上更毫无用处”。

霍妮模式中，早期经验对我们的深刻影响不是产生固恋，从而不断重复过去的行为方式；它影响我们建立处世的方式。反过来它又被后来的经验所影响，最终演化出我们成年后的防卫措施及性格构架。早期经验决定发展的方向，因此与后期经验相比可能有更大一些的影响，但成年人的性格是所有先前的心理构成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得的产物。

霍妮与弗洛伊德的另一不同之处是，弗氏学说中具决定意义的儿童期经历在量上相对较少，且大多与性欲有关；霍氏以为儿童期的整个经历乃神经症发生的缘由。由于社会文化的因素，与伙伴关系的因素，特别是家庭中令儿童感到不安、不被喜爱、不受重视的因素会引起基本焦虑，产生病态，上述不利状况导致了特定性格构架的发展，这种性格构架又引发日后的麻烦。

当前状况与儿童期的确有关联，不过霍妮以为溯源极其困难复杂。她称试图寻找儿童期起源来理解病症的方法是“努力用毫无所知的东西解释知之甚少的东西”。她说“重视那些真正驱动或压制一个人的力量，更为有益；依此方法即便对童年期经历了解不多，也可以有合理的机会来解释病症”。

3．霍妮的成熟理论

从《精神分析新法》一书开始，霍妮将神经症的中心特征，看作是 因环境中压抑的力量而产生的对“自然本我”的扭曲。治疗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恢复自我，重获自发性，并找到自己的重心。霍妮在一篇名为《你能固守立场吗？》（1939）的论文中提出“真实的自我”这一术语，后于《自我分析》（1942）中再次提到，并首次采用“自我实现”的说法。《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开篇，霍妮即对健康的人格发展与神经质的发展进行比较区分，前者个人能意识到他们的潜能，后者人们则与真实的自我疏离。该书副标题为“实现自我的奋斗”，她的真实自我概念既是对健康心理也是对神经症认识的基础。

真实的自我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它是整套“内在的潜能”--包括气质、才智、能力、禀性等--这些都是我们基因组合的一部分，而且需要有利的环境来培养发展。它不是学习的产物，因为没人能被教作自我；但它亦非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它是在能够提供多种发展途径的外部世界中通过相互作用得到实现的。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我。尽管如此，婴幼期的某些特定条件是每个人实现自我必不可少的。能使儿童表达自己思想与情感的“温暖氛围”，对儿童各种需要的善意满足，以及与周围其他人“愿望和意志的正常摩擦”皆属此类。

当父母由于神经症不能爱孩子，甚至不将他视作“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时，孩子会产生基本焦虑，阻碍他“自发地以真实情感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迫使他寻找方法应对”。这时孩子的感情和行为已不纯粹是自我的表达，而被防卫策略左右。

霍妮的成熟理论描述了这些防卫策略，将它们归总入精密的分类。《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她致力于人际关系策略及导致其产生的矛盾根源；而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对心理防卫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解说，并把它与人际关系策略结合--虽然结合得不甚完美。

　　霍妮于《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向“只重心理或人际关系因素两者之一”的做法提出警告，认为神经症可被理解成为“只是一个过程，此过程中人际关系矛盾导致特定的心理完形，后者反过来又依赖于并修正旧有的人际关系模式”。与此同时，她又漠视自己的警告，过分强调心理因素。这就给读者出了难题。因为人际关系矛盾导致心理完形，所以最为逻辑地展示她理论的方法应从人际关系开始。《我们的内心冲突》中她是这样做的。可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急于表述最新的观点，首先讨论了心理策略，有时甚至将人际关系的解决追溯至心理原因，以致造成一些观念的混淆。这里我将她最后两本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澄清混淆，使《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更易理解。

为了克服导致产生基本焦虑的不安全感、不被喜爱感和不受重视感，人们可能采取顺从或自我谦避的方法迎合他人，可能以攻击或自负的方式对抗他人，也可能变得超脱、与世无争，远离人群。霍妮在《我们的内心冲突》里采用前一组说法（顺从的、攻击的、超脱的），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则采用后一组（自我谦避的、自负的、与世无争的），其实这些倾向通常都交替发生。健康人能在三种取向里灵活变通地转移，但对自我疏离的人，转移是强迫性的，不加区分的。每种解决方法都包含有行为方式、个性特质的萃集，正义观及有关人性、人类价值和人类状况的整套信念，同时还包含与命运的一笔交易，依从该种方法被认为可获回报。

在不同的防卫转移中，涉及基本焦虑的某一因素被夸大了：如顺从方法中的无助，攻击方法中的敌意，超脱方法中的孤立。由于产生基本焦虑的状况必然会滋生以上所有三种情感，个人就必须同时做出三种防卫转移；又由于这些转移涉及各不相同的性格构成和价值体系，他们就会被内心冲突所折磨。为获得某种完整感，他们会强调某一类转移强于其他，成为主导性格或自我谦避，或自负，或超脱的人。性格和环境因素在他们各自情形中的特有结合则决定他们强调哪种转移。

其余的倾向依然继续存在，它们潜意识地在伪装下以迂回的方式得到表现。不同转移间的矛盾虽无法解决，但可以简单地转入地下。当被湮没的倾向由于某种原因渐进表面，个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内心骚动甚至瘫痪，根本无法做出任何一种转移。在某种强大影响的推动下或由于主导解决方法的戏剧性失败，他们可能会采用原先被压制的另一种防卫策略。他们把这一过程体会为转换或教育，其实它只是一种防卫对另一种的替代。

顺从趋向为主导的人试图通过获得爱与赞许，通过使他人需要自己，以此控制他人的方法，去克服基本焦虑。他们表现“善良、有爱心、谦恭、柔弱”以使别人伴随自己。由于他们有让步的需要，有安全表达攻击倾向的需要，因而常常会被具有相反性格的人吸引，通过自负的人替代地实现对生活的主宰。这种关系会发展成“病态依赖”，一旦顺从的一方开始感到他们牺牲自己做出的让步并未得到回报，就将产生危机。

顺从型人价值观基于“善良、同情、爱心、慷慨、无私、谦卑的导向，憎恶自负、野心、冷酷、无道德原则、主宰欲”。因为任何期望，任何奋斗，任何试图得到更多回报的做法对他们都如同“向命运提出危险轻率的挑战”，他们被严重地压制于孤行专断与自我保护行为之下。他们笃信基督教的价值观，但却是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下，因为这种价值观是他们的防卫系统必需的。他们一定信奉若有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伸给他；他们必然以为在这世界上苍自有安排，美德将受回报。他们的交易是，如果他们做平和、有爱心、回避骄傲、不求荣誉的人，就会被命运和他人善待。如果交易不成，他们或会对上帝的公正绝望，得出结论自己是有罪的一方，或求助于另一种公正信仰，它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他们不仅要相信世俗的公平原则，而且要相信人性之善，也恰是这一点，会令他们容易失望。

霍妮说，顺从型人“有各种攻击倾向被严重压制”。感受或实施这类倾向与他们的行善愿望会发生强烈的冲撞，危害他们获得爱、公正、保护和赞许的整套策略，因而只能被压制下来。顺从策略往往会增大他们的敌意，因为“谦恭和'善良'引来他人粗暴的对待”，“对别人的依赖导致异常的脆弱”。但他们内心的愤怒威胁到自我形象、生活哲学、他们与命运的交易，他们必须压制、掩饰、调整他们的愤怒，避免产生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敌意。

自负倾向占主导的人与自我谦避型人有着完全相反的目标、品性和价值观。最吸引他们的不是爱，却是主宰。他们憎恨无助，因痛苦而感羞耻，需要成功、声望与认知。如前所述，《我们的内心冲突》中的顺从、攻击和超脱方法到《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演变为自我谦避、自负和与世无争。霍妮将自负的方法分为区别显著的三类--自恋的、完美主义的、傲慢-报复的。因此现在就有了五种主导解决方法。《我们的内心冲突》未论及自恋和完美主义，该书所讲的攻击性方法即《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的傲慢-报复方法。

自恋的人试图藉“自我崇拜，魅力的训练”来驾御生活。他们通常是受到宠爱的孩子，天赋高于常人，成长过程中感到世界就像充满爱心的母亲，自己则是命运的宠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极有信心，以为自己战无不胜。事实上，他们可能不停地谈论自己的功绩和杰出品质，不断地需要用别人的爱慕和忠诚来确认他们对自我的评估。这正暴露了他们的不稳定感。他们的交易是，假如他们能固守自己的梦和夸大了的自我估价，生活将赐给他们一切所需。若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就会经受心理崩溃，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

完美主义者有非常高的道德和智力标准，在此基础上他们藐视别人。他们为自己的操行端正深感自豪，生活中追求“完美无瑕”。由于遵守他们的这种标准十分困难，他们常常将懂得道德价值观与做个好人混为一谈。一方面他们以此方法欺骗自己，另一方面却坚持要求别人遵守这种标准，并因别人做不到而鄙视他们，从而将自己的自我谴责外表化。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使他们对极少数通过选择的人充满崇敬，而以苛刻的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类中绝大多数。完美主义者有笔原则至上的交易，公平、正直、尽职使他们有资格要求获得“别人及生活同样公平的对待。这种对生活中正义的绝对信赖给他以主宰感”。他们通过高标准来控制命运。厄运或他们自己的错误会危及到这一交易，他们甚至可能被无助感或自我憎恨感摧毁。

傲慢-报复型人的主要动机是他们需要报复性的胜利。自恋的人早期获得赞赏，完美主义者成长于苛严标准的压力之下，傲慢-报复型人却在童年时代受到粗暴对待，有对所受伤害进行报复的需要。他们感到，“世界恰如角斗场，用达尔文的观点来说，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他们显得富竞争心，冷酷无情、愤世嫉俗。他们不相信任何人，避免感情纠葛，伺机利用别人以加强自己的主宰感。他们认为自我谦避的人是傻子，可尽管满怀轻视，又常常被自我谦避型人的温顺、听话所吸引。

正如顺从型人为使他们的解决方式起作用必须压制敌意冲动，对傲慢-报复型人而言，“任何同情心，善良的责任，或依从的态度都会与他们建立的整个生活构架不相协调，并动摇其基础。”他们要想变得坚韧，以为所有感情的流露都是软弱的表示。他们害怕自己出现顺从倾向，因为这会使他们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变得脆弱，会使他们自我憎恨，还会威胁他们与自己的交易。他们从不指望上天的恩赐，坚信只要固守生活是场战斗的观念并不让自己受到传统道德观和自身软弱情感的影响，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他们的自负解决方法突然失败，谦恭倾向立即趋于抬头。

　　超脱倾向占主导的人既不追逐爱慕，也不渴求主宰，他们向往自由、和平、自给自足。他们不屑于追逐世俗的成功，对努力有深刻的反感。他们极需优越感，通常轻视别人，但他们其实是在想象中而非现实中完成自己的抱负。他们为应付满是凶兆的世界，只得远离它的势力范围，并将别人拒于自己的内心生活的门外。为避免被环境左右，他们试图克制内心的渴望，要求甚少。他们听命于现状，通常不会抱怨生活。他们的交易是，“如果不向别人索取，别人就不会来打扰他们；如果不作尝试，就不会失败；如果对生活一无所求，就不会失望。”

　　超脱型人逃避自己一如逃避他人，他们压抑或否认自己的感情或内心冲突来达到这一目的。对现实生活的放弃使他们能以“旁观者”的态度成为别人和自己内心历程的最佳观察者。他们的洞察力与情感分离。他们以“客观的兴趣”看待自己，就像观看一件艺术作品。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霍妮描述了导致每种解决方式的典型童年经历。但大多数儿童的经历是混合体，因而衍生出混合的防卫。防卫之间的矛盾引起波动、反复与自我憎恨。霍氏理论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允许我们通过把互为矛盾的态度、行为、信念视作内心冲突构架的一部分来理解它们。当考虑霍妮的防卫分类时，须牢记她描述的是动态的情景，各种解决方式综合、冲撞、变强或变弱、需要保护、滋生恶性循环，一旦它们失败，就被另外的方式所替代。

当人际关系困难造成迎合、对抗和疏离别人的倾向时，这些转移之间的矛盾及与之相伴的心理问题就会带来它们自己的防卫策略。为补偿软弱感、无价值感和缺陷感，我们借想象的翅膀创造出“理想化的形象”，认为自己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无限的力量。

由于理想化形象的塑成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主导防御及其所推崇的品性的影响，我们必须联系人际关系策略才能理解它形成的过程。自我谦避型人的理想化形象是“讨人喜欢，品质的综合体，如无私、善良、慷慨、谦恭、圣洁、高尚、同情”。它也美化“孤弱无助、忍受痛苦、遭遇折磨”，以及对艺术、大自然和其他人的深厚情感。傲慢-报复型人视自己为不会被任何情况推垮的主宰者。他们比别人更机敏、更坚强、更现实，因而可以胜过别人。他们对自己的警惕性、预见力和计划性引以为豪，觉得无人能够伤害他们。自恋的人是“救世主、命运的支配者、先知、伟大原施予者、人类的造福者”。自恋者认为他们拥有无穷精力，不用努力就有能力达到永无止境的成功。完美主义者把自己看成品行端正的楷模，以为在处理生活的方式上达到无懈可击的完美境界。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表现出色，永远判断正确，在人际关系中一直公正、尽职。超脱和与世无争型人的理想化形象是“自给自足，不依赖、不受外界影响的安宁，不为欲望和激情所困”，对残酷命运的枪林弹雨坦然处之。他们渴望不受约束，不为压力所扰。每种解决方法中，理想化的形象或多或少都来自宗教的或社会文化的模式，或者受到历史事件、个人经历的影响。

理想化的形象最终并未让我们轻松，反而导致自我憎恨和额外的内心冲突。虽然我们赋予自己的品质是由主导人际关系确定的，被压迫的解决方式仍然有所流露；又由于每种解决方式崇尚的品质不同，我们努力去实现的理想化形象就必有自相矛盾之处。再者，由于唯有当我们是理想化的形象时才感到自己活得有价值，任何有所不足之处均被认为毫无价值，因此就会形成“被鄙视的形象”--它正是自我轻视的焦点所在。霍妮称，“相当多人一会儿有傲慢的无所不能之感，一会儿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小小一粒尘埃。”理想化的形象在主导人际策略中被塑造出来，被鄙视的形象则反映出被强行压制的策略。当我们确信自己就是想象出来的那个或完美或糟糕的人时，理想化的形象演化出理想化的自我，被鄙视的形象衍生被鄙视的自我。

霍妮假定自我有四种形态：真实的（可能的）自我，理想化的（不可能的）自我，被鄙视的自我，实际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体，它是能够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得到实现的一整套生理特性，它实现的程度与方式相当多地取决于外部条件。不利条件下，我们因无法触及真实的自我，故而发展出不切实际的美好的理想化形象，恰如被鄙视的形象是不合实际地无价值和软弱的。实际的自我是我们的实际存在状态，乃力量与软弱，健康与神经质的混合体。实际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距离取决于自我实现与自我疏离的发展程度。

　　随着理想化形象的形成，我们开始着手“追求荣誉”，此时“推动自我实现的精力被转移到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目标上”。对荣誉的理解因不同的解决方法而相异。霍妮不认为对“绝对”的探究是人性的基本要素。因为有能力想象、计划，所以我们总可以超越自我，不过健康人懂得人类有局限性，并在此背景下去实现那些可能实现的目标。自我疏离的人是走极端的，常把对荣誉的追求当作生命中头等大事。这会令他们觉得有意义，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优越感。霍妮写道，“与其他理由相比，生命中的更多部分被奉上了荣誉的祭坛”。对荣誉的追求构成一种“个人宗教”，其戒律由我们特定的神经质规定。不过荣誉体系是任何一种文化 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也有可能因这一原因参与其中，包括有组织的宗教，团体认同的种种形成，战争与军事组织，以及所有各种竞争、奖励、等级制度。

理想化形象的创造不仅导致对荣誉的追求，而且产生霍妮称为自尊体系现象的构架。我们对理想化自我的特性深感自豪，并在这种自豪的基础上对他人提出神经质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感到必须按一种与我们有关自己的完美概念相称的方式去做。如果世界并未承兑我们的要求或我们未能坚持像“必须”做的那样，我们就变成被鄙视的自我，体验到折磨人的自我憎恨。我们的自尊、必须、要求、自我憎恨的具体特性，与理想化的形象一起，受到主导解决方法及它与次要倾向之间冲突的影响。

神经质的自尊以对理想化自我的特性的骄傲取代了实际的自信与自尊心。对神经质自尊的威胁导致焦虑与敌意，它的崩溃造成自我轻视和绝望。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树立自尊，包括能使受羞辱者重新建立起优越感的报复，对威胁性事物的丧失兴趣。还包括不同形态的变形，如忘记侮辱性的场景片断，否认责任，责备他人，虚构。有时“幽默被用来使不可忍受的耻辱变得不再刺痛”。

根据自尊原则，我们向世界和我们的同类提出“神经质的要求”。其具体内容随主导解决方法的不同而改变。但任何情况下我们均以为与命运的交易应受奖励，我们应得所需去使解决方法运转。这些要求“被对魔力的期望渗透”。当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受挫，我们就会反应出绝望、怒火中烧，或对迎面而来的事实加以否认。另一种可能是，我们也许坚持神经质的要求作为对“将来荣誉的保证”。神经质的要求加剧我们的脆弱，因为要求一旦受阻，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直企图逃避的懦弱感和无用感。

追求荣誉使我们臣服于霍妮所称的“专横的必须”。“必须”迫使我们像头脑中完美的自我那样生活。这些“必须”来自理想化的形象，由于理想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谦避、自恋、追求完美、傲慢-报复和疏离等解决方法的美化，所以我们的"必须"主要与主导防卫相联系的性格品质和价值观所决定。尽管如此，次要倾向依然有所流露，结果，我们常被“相互矛盾的必须之间的激烈交锋”困扰。当我们试图遵从自相矛盾的内心指令，注定会憎恨所做的一切，甚至陷入瘫痪，无计可施。这样的“必须”根本无法做到，不仅因为它们自相矛盾，而且因为它们不现实：我们必须爱每个人，必须从不犯错误，必须永远得胜，必须从不需要他人，等等。与必须有关的外表化现象还有许多。我们感到自己的“必须”是他人期望的，自我憎恨是他人摈弃的，自我批判是他人不公正的评判。我们期望他人遵守我们的必须，将因自己无法做到而生的怒气转移到他们头上。必须发展成抵御自我憎恨的一种防卫，可它们却把情况搞得更糟。来自“惩罚性的自我憎恨的威胁”，使它们成为“恐怖政权”。

必须是我们与命运交易的基础。无论采用何种解决方法，交易规则均为如果我们遵守这些必须，要求将得到兑现。我们用听从内心指令的办法来控制外表现实。当然，我们不认为自己的要求不合情理，而觉得它是被美化的自我有权期望的东西。

自我憎恨是心理内部防卫策略的最终产物，它强化我们的不适应感和失败感。它本质上是理想化的自我因实际自我未能做到它必须做到的而产生的愤怒。因为自我憎恨太过痛苦，难以直面相对，所以它相当大部分地是无意识过程。抵御对自我憎恨的感知，主要方法是外表化，它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形式。积极的外表化“企图把自我憎恨引向外部，以生活、命运、制度习俗，或别人为憎恨对象”。消极的外表化“仍然以自我为憎恨对象，但把憎恨看成是或体验为来自外界的”。当自我憎恨可以自觉时，常会有某种自尊参与其中，以维护自我美化。“对不完美的极度谴责使人肯定了认同自己的神圣标准”。 霍妮指出自我憎恨乃“人类头脑的大悲剧。人类开始追求无限和绝对之时也就开始毁灭自己。在他和向他许诺荣誉的魔鬼签约时，他就注定要进地狱--进他自己心中的地狱”。

4．霍妮理论的应用性

由于霍妮第一本著作的书名关系，她的理论经常被误认为描述她所处时代的神经质人格--指三、四十年代中上阶层的纽约人。我以为该观点从两方面得来，一是对她早期注重文化的著作的过分强调；二是对她的成熟理论有所误解：其实这一理论适用于过去、现在的多种社会形态。霍氏描绘的防御在不同的社会中形式亦不同，各个社会鼓励不同的策略，助长不同方式的内心冲突，但对抗、疏离和迎合他人的转移似乎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化的产物。行为学研究者应把它们作为动物王国简单防卫机制，即争斗、逃避、投降的复杂人类版本来认识。防卫的起源来自本能，这或许也是霍妮理论能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的原因之一吧。

我个人很大程度是通过作为一个文学教师和评论家的工作体会到霍氏理论的广泛应用性的。我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生，他们证实霍氏理论适用于他们本人、他们种族群的其余成员，以及他们文化、文学的诸多方面。在教学与写作中，我不仅用霍妮理论分析英美文学主要阶段的作品与作家--包括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和一大批小说家--而且分析了古希腊、古罗马、法国、俄国、德国、西班牙和挪威、瑞典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有些学者运用她的理论研究中国、日本和印度文学。

霍妮理论的广度与深度还体现于它在传记作品中的实用性。现已有对罗伯特·弗罗斯特、查尔斯·伊万斯、休斯、肯尼迪家族、斯大林、伍德鲁·威尔逊、吉米·卡特、菲力克斯·法兰克福特和林登·约翰逊的霍妮式研究，更多的公众人物和作家也可通过霍氏的方法得到分析。

许多作家应用霍妮理论分析美国文化。从《富足的人们--经济富裕与美国性格》（1954）一书中可以看出，霍氏对美国文化中的竞争性所致的性格特征、内心冲突和恶性循环的分析使戴维·M·波特深受影响。波特将霍妮的看法与自己对富足的后果的担忧联系起来，指出日益增加的财富“意味着竞争中有更多的奖赏”，更多的奖赏又意味着若有竞争效能，可获更多回报。因此进取精神水涨船高。而这种进取精神却南辕北辙，滋生内心冲突。我们用安全感去换取机会，随后体验到缺乏安全感引起的焦虑。我们被驱使着以变得神经质为代价去加入竞争，“因为社会本身认为回报不可拒绝，所以它注定要迫使每一个人为之奋斗”。

 
　　在《富足中的贫瘠：美国生活方式的心理学描述》（1989）中，保罗·华齐塔尔也称美国人追求不断增加的财富的方式里“有一些强迫性的、不合理的、自拆台脚的东西”。尽管华齐塔尔并未说过所有人都神经质地积极进取，他仍感到霍妮的转移--对抗倾向描述抓住了最能刻划美国公众生活和经济体系运作特征的行为方式中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因自己强大、成功而骄傲，我们以同样的标准评价英雄。”美国人鼓吹竞争远胜过相互支持，为征服并统治“自然与环境”而“奋斗不懈”。这个国家害怕被当作“可怜的、无助的巨人”，为避免这一可能产生的形象，它会采取不理智的敌对行为。美国人受困于恶性循环，为获得安全感急切地依赖“商品的生产与积累”，他们无视这将让他们感到更不安全的现实，继续如此干下去。

波特从《当代的神经质人格》里汲取养分，华齐塔尔则消化吸收了《我们的内心冲突》。1982年，《美国心理学分析杂志》发表詹姆斯·霍夫曼的《美国文化的心理学批判》，文中用到霍妮的整个成熟理论。波特把重点放在富足上，霍夫曼则强调影响美国人行为的威胁感和自卑感。当这个国家还年轻时，已经站稳脚跟的欧洲势力认为它在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是低劣的；而在它的扩展中，边疆生活险象环生。在城市，有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那些通常在故乡贫穷且受压迫的新移民既被他们的新同胞歧视，又被视作一种威胁。

以上压力产生补偿性的防御，结果，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显示出对荣誉的追寻和“美国性格的理想化形象。美国人开始相信合众国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随即它就已经是最伟大的国家，而且也许它永远都是”。美国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用其特有的方式“调整、泻染美国优势的神话”。由于美国人自以为十分重要，“他们对其他国家提出极度夸张的要求，要求别人服从他们的意愿，作任何决定前先与他们商量，把它们当作统治者和整个世界的调停者”。与波特和华齐塔尔一样，霍夫曼发现“进取的竞争”比合作更能标志美国经济生活。美国人喜欢好斗的领导者，赞美依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人。当然，美国文化中也有与进取精神相矛盾的其他倾向。

现在也有了对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多方面的霍妮式分析。我相信用霍氏的方法对任何社会进行研究都将是富有成效的。

霍妮把神经症描绘为个人的宗教。她甚少提及有组织的宗教，但她的理论却可以用来分析宗教，因为大多宗教包含对荣耀的追寻，及与之相伴的“必须”、要求、自尊和自我憎恨。宗教提供与命运的交易，交易中某些特定的信仰、行为、姿态、仪式和品质特征将受回报。《旧约全书》的很大部分颂扬完美主义的交易，交易中人们在连珠炮式的威胁和许诺下被迫遵守一整套复杂的仪式与指令。《新约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交易有所改变。顺从的态度取代了对法规的遵守，宽容、忠诚、谦恭将得到回报。大多数宗教要求追随者们符合理想化的形象（这一形象因宗教不同而不同），许诺他们若成功便有荣誉，同时威胁他们如果做不到要受惩罚。由于失败常常被认为不可避免，有时甚至会有潜在的抵御失败的防卫。

　　用霍妮的方法分析宗教可以促进我们理解不同的教义和仪式所代表的心理需求与防御，从而使它们更具人道意义。她的方法帮助我们了解宗教做了一些什么，以及人的信仰受到威胁时的巨大痛苦。随着宗教式微，许多现代人丧失了原先公众具有的错觉体系，他们必须形成几乎没有双向检测的个人的神经质解决方法/虽然大部分宗教都基于一宗神奇的交易，但它们之间有重大区别。有些宗教鼓励心理健康，有些却起抑制作用。上帝可以被想象成充满爱心的家长，也可以被想象成一个神经症患者，要求我们将真实的自我献上他荣誉的祭坛。

哲学体系也表述了人类的需求与防卫，因此同样是精神分析的合适对象。例如，从霍妮的视角研究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哲学家就很有意思。叔本华看来被疏离倾向主导，克尔凯郭尔是自我谦避的，而尼采充满进攻性。我们能够看到在天才的苦心研究下每一种防卫有了怎样的成果。理解哲学体系的心理学取向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它的来源，而且能让我们领会它的影响力、号召力的本质。有时还可以解释哲学体系中的前后不一之处，因为这可能表达了哲学家的内心冲突。

在以上粗浅评论中，我仅能泛泛地介绍霍氏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她的成熟理论，尤其是《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不仅对人格理论和精神治疗临床实践，而且对文学、传统和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玛丽亚·威斯特科特应用霍妮的理论，在《卡伦·霍妮的女性主义遗产》（1986）和《女性关联与理想化的自我》（美国心理分析杂志，1989）中对性别问题进行了探讨。霍妮理论的力量照亮了以上这些领域，而另外一些领域如政治心理学、宗教和哲学心理学也已经开始被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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