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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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前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专家共同筛选出了“2004年涉及性的十大热点”，于2004年11月28日公布。近几年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和国内性学研究的蓬勃发展齐头并进可以说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艾滋病是典型的性传播疾病，其发生发展必然与性有关。而性科学的客观和可信的结果也会为中国防治艾滋病提供更好的线索和防范策略。这就要求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性学的研究更具科学性。
　　
　　而2004年涉及性的热点中，性传播成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与“中国人性伴侣数量调查结果世界第一”遭广泛质疑显然更引人注目，因为这涉及艾滋病流行病学与人的性行为的关系。艾滋病在中国的性传播方式和中国人的性伴侣增多是否有直接关系？性传播疾病和性学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有多少？
　　
　　毫无疑问，艾滋病流行和中国人性伴侣多少的调查都属于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当然有一整套严密的科学设计、程序、方法和对调查所得数据与样本的分析、整理、归纳和推论。社会学值得信任的核心之一是统计学。统计学的原理之一是，一项调查只有选取的样本尽可能与实际样本一样大或一样多的时候，所分析得出的结果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社会学的调查不可能像人口普查一样做到对每一个人都调查，所以一般都是非全面调查，所用的方法是抽样调查。这就涉及社会学调查的第二个原则，即事物或人群总体中每个对象都有同等机会被抽取组成样本，这样得到的抽样调查分析和统计才可能做到以样本推论总体的情况，这样的推论得出的结果才比较真实可信。
　　
　　而对于科学的抽取样本，统计学也有基本的做法，如抽签法、随机法、机械抽样法、分层抽样法和整群抽样法等。毫无疑问，正是在抽取样本上的不严谨和缺少科学性，使得一些调查的结论受到怀疑。比如，杜蕾斯中国合资公司的调查，中国有108720人参与，其中男性为87304人，女性为21416人；在年龄分布上，以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如果这些人回答的自己的性行为和性情况是真实的，那也只能说明在中国的25-34岁的男性中，性伴侣数居全球第一。当然，还值得怀疑的是，因为这是网上调查，中国有一大半人上不了网，所以得出中国人均性伴侣数居全球第一的结论会受到怀疑。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即使一些性社会学调查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统计学方法，是否得出的结论就可靠和客观可信呢？比如，一些调查得出的结论说，中国人婚前性行为增加、性关系趋向多伴侣、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一夜情、同居、非婚性行为增多，婚前性行为反而促进婚后“性福”等等。这些结论也都有可能反证性传播可能是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
　　
　　但是，对于真实和可验证性，自然科学比较好办一些，即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一种结果在不同的实验室可以重复出现，并相互印证，即可重复性。而性学、性传播疾病的社会学调查，存在着特殊情况。由于性是一种人类最为私密的行为，即使是实验室的实验也存在真实验证的困难，更何况性社会学的调查，因为性社会学调查的数据和样本大多是“一面之词”。研究者无法验证受访者有多少性伴侣、有多少次性生活等等之类的数据。与一句网络名言相似，“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又怎么会知道一个人在网上的调查(即使不是网上的调查也一样)回答自己的性生活情况是真实的呢？如果核对张三说他有10个性伴侣，一是工作量太大而无法核实，二是即使找到张三所说的性伴侣对方也不见得会承认。由于人与生俱来的羞耻感和伦理道德观使得人们难以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密性生活。性工作者也许会透露他们的情况，但他们指认的买性者常常是冤假错案的事实也反证了性行为调查的不真实性。
　　
　　西方流行的一句关于人类性活动的总结倒是具有普遍性：如果一个男人说他有10个性伴侣，最好是除以三；如果一名女性说她只有过一名性伴侣，最好是乘以二。这反映了人类在性心理和行为上普遍的一种伦理、价值观和本性，如果男人说他性伴侣多，只不过是想吹嘘他多么有能耐和征服力；如果女性说她性伴侣少，只不过是想证明她是多么地纯洁和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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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类普遍的心理在中国人中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性社会学调查的“一面之词”尽管能反映一些问题，但由于难以验证，是要打很多折扣的。
　　
　　把客观可靠的科学方法看得与自己生命同样重要，才可能获得较为客观的科学研究结果，也才会既为人们所信服，也揭示事物的真相、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或真理，由此寻求改进人类自身和社会的有效方法。 

（编辑启军 华夏心理网）